世界之最 （ http://www.qiwen.tv/ ）：中國第一部系統討論土地利用的農書
　　《陳旉(fū,第一聲)農書》的篇幅不大，全書共有一萬余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總論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 ，中卷牛說，講述耕畜的飼養管理，下卷蠶桑，討論有關種桑養蠶的技術。三卷合一，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上卷是全書的主體，占有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中卷的牛說，因為牛是農耕的主要動力，在經營性質上仍是上卷的一部分，但《陳旉農書》卻是現存古農書中第一次用專篇來來系統討論耕牛的問題；下卷講蠶桑，也是因為蠶桑是農耕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如此，把蠶桑作為農書中的一個重點問題來處理，也是這本書的首創。   　　《陳旉農書》對完整的農學體系的追求，在上卷的內容與篇次安排上也得到了反映。上卷以十二宜為篇名，篇與篇之間，互有聯系，有一定的內容與順序，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整體。   　　“宜”就是合適、相稱、恰到好處的意思。“夫稼，為之者人也”，農業生產首先是人的事業，《陳旉農書》的第一篇“財力之宜 ”，強調生產的規模（特別是耕種土地的面積）要和財力、人力相稱。陳旉說：“貪多務得未免茍簡滅裂之患，十不得一二。”他還借用當時的諺語說：“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進而提出：“農之治田，不在連阡跨陌之多，唯其財力相稱，則豐穰可期也審矣。”“財力之宜”雖然著眼于財力，但落腳點卻在于耕地面積的大小。   　　而耕地面積除了本身的面積大小之外，還包含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地勢即其中之一。于是陳旉在接著的“地勢之宜 篇”便著重談土地的規劃利用問題。地勢的高低不僅影響到土地的規劃利用，同時也影響到耕作的先后遲緩和翻耕的深淺，于是在“地勢之宜篇”之后，接著便是“耕耨之宜篇”。復由于耕耨有“先后遲緩”之別，由是又引出了“天時 之宜”的問題。指出：“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無不遂矣。”強調“順天地時利之宜”。   　　在此基礎上，再來談各種農作物的栽培，于是有了“六種 之宜篇”。本篇中主要討論了幾種旱地作物的栽培時序問題。莊稼種的好壞，有賴于人，因此農家居住靠近農田，便于照顧耕作，所以把討論農家住宅布置的“居處之宜”安插為第六篇；居處的遠近只是一種客觀，真正要提高土壤肥力還得靠人的主觀努力，這就是“治”。   　　在“糞田之宜篇”中，陳旉提出了兩個杰出的關于土壤肥力的學說，一是“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二是提出了“地力常新壯 ”的論斷。談到治，自然而然地轉到了人事，甚至于鬼神。于是有“節用 ”（勤儉節約）、“稽功 ”（獎勤罰懶）、“器用”（物質準備）、“念慮”（精神準備）、“祈報 ”（敬事鬼神）等篇，但是，人事的問題不光是個從物質到精神的準備過程，更重要的還是個技術性問題，于是，書中還專有兩篇談論水稻的田間管理和水稻育秧 技術，即“薅耘之宜篇”和“善其根苗篇”。   　　《陳旉 農書》 從內容到體裁都突破了先前農書的樊籬，而開創了一種新的農學體系。上述十二“宜”和“祈報 ”和“善其根苗”兩篇所論的內容構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   　　十二宜的內容   　　1 財力 生產經營規模要和財力、人力相稱   　　2 地勢 農田基本建設要與地勢相宜   　　3 耕耨 整地中耕要與地形地勢相宜   　　4 天時 農事安排要與節氣相宜   　　5 六種 作物生產要與月令相宜   　　6 居處 生產和生活須統籌規劃   　　7 糞田 用糞種類與土壤性質相宜   　　8 薅耘 中耕除草 必須因時因地（勢）制宜   　　9 節用 消費與生產要相宜   　　10 稽功 賞罰與勤惰相宜   　　11 器用 物質準備要與生產相宜   　　12 念慮 精神準備與生產相宜   　　《陳旉農書》 卷中第一次系統地討論了耕牛的問題。陳旉認為，衣食財用之所從出，非牛無以成其事，牛之功多于馬。強調人對于牛必須要有“愛重之心”。卷中所提到了耕牛問題主要包括牧養、役用和醫治三個方面。牧養時必須做到“順時調適”，牧養結合，牢欄清潔。役用時必須做到“勿竭其力”，“勿犯寒暑”、“勿使太勞”。醫治方面則提出了辨證施治，對癥下藥的原則，同時提出要注意防止疫病傳染。   　　《陳旉農書》 末尾一卷是蠶桑。內容包括種桑、收蠶種、育蠶、用火采桑、簇箔藏繭等五篇，詳細地介紹了種桑養蠶的技術和方法。種桑之法篇中主要介紹了桑樹 的種子繁殖方法，還提到了壓條 和嫁接 等無性繁殖方法。收蠶種之法篇則介紹了蠶種的保存、浴蠶、蠶室和喂養小蠶的技術；育蠶之法則強調自摘種，以保證出苗整齊；用火采桑之法，提出在給蠶喂葉時，利用火來控制蠶室濕度和溫度的方法，還提到了葉室的作用。簇箔和藏繭之法，介紹了簇箔的制作和收繭藏繭的方法等。這部分內容，為后來《王禎 農書》 “蠶繅門”所引用，并被冠以“蠶書”，或“南方 蠶書”的名字。   　　【在農學上的主要貢獻】   　　《陳旉 農書》 的篇幅不大（連序跋約共12500字），但內容比較切實，在中國農學上表現了不少新的發展。萬國鼎將其中比較突出的歸納為下列六點：   　　（1）第一次用專篇來系統地討論土地利用 ；   　　（2）第一次明白地提出兩個杰出的對于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則；   　　（3）不但用專篇談論肥料 ，其它各篇中也頗有具體而細致的論述，對于肥源、保肥和施用方法有不少新的創始和發展；   　　（4）這是現存第一部專門談論南方 水稻區農業技術的農書，并有專篇談論水稻的秧田育苗；   　　（5）具有相當完善而有系統的體系。   　　陳旉農書插圖   　　陳旉《農書》本是以南方水稻農業為主要對象有著作，何以要用一個專篇來討論旱地作物地栽培呢？這可能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南方雖以水稻種植為主，但旱地作物（陸種）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這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特別是到了宋代以后，人們更是從防御自然災害的角度來強調旱地作物的種植，從政府的詔令和地方官員的勸農文中就可以看出，勸種諸谷的目的在于防災，以備在青黃不接或水稻歉收的情況下解決生計問題。“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這是當時舉國上下的一致認識。   　　為此，政府在積極向北方推廣水稻種植的同時，也致力于向以水稻種植為主的南方普及旱地作物種植，如，北宋淳化四年二月，詔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谷，民乏粟、麥、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給之。進入南宋以后，政府亦屢屢下詔，諭民雜種粟、麥、麻、豆。一些地方官吏也此下發了許多勸農文。這些詔令和文告無不強調雜種諸谷的防災意義，如，南澗《建寧府勸農文》：“高者種粟，低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播麥。但使五谷四時有收，則可足食而無兇年之患。”《又勸農文》說：“粟麥所以為食，則或遇水旱之憂，二稻雖捐，亦不至于凍餒矣。”“俾民多種二麥……蓋以豐為不可常恃，欲備荒歉，而接食也……若高原陸地之不可種麥者，則亦豆粟所宜。”   　　《陳旉農書·六種之宜篇》即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通篇的指導思想和政府的有關詔書以及地方官的勸農文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備荒、續乏、繼絕。本篇開頭便說：“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后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尚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本篇結尾又說：“《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穜稑，禾麻菽麥’，無不畢有，以資歲計，尚何窮匱乏絕之患耶。”由此，也可以證明，陳旉所謂的“六種”也即陸種。   　　然而，僅僅知道雜種諸谷的意義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明了種植的方法，才能真正地取到作用。眾所周知，陳旉以前，中國的北方已有數千年的旱地作物栽培歷史，并且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不僅通過農民的言傳身教而代代相傳，記載在象《氾勝之書》和《齊民要術》這樣一些農書之中，而且還通過人口的遷徙，傳播到了南方地區，促進了南方旱作栽培技術的發展。   　　但是，南方在氣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有不同于北方的特點，南方的旱地作物栽培自然也不能照搬北方的技術，因此，研究南方旱地作物的栽培方法，也就成為當時農學家所面臨的一大課題。《農書》成書于南宋初紹興十九年（1149），正值兩宋之交，當時北方人口由于戰亂，而大量南遷，促進了以麥為主的旱地作物（陸種）的發展，莊季裕在《雞肋編》中說：“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紹興（1131－－1162）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于種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于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隨著南方旱地作物的發展，也要求人們及時地總結南方旱地生產的經驗，“六種之宜篇”正是總結南方旱地作物栽培技術的產物。本篇大致按月份，介紹了麻枲、粟、油麻、豆、蘿卜、菘菜（白菜）、麥等的整地、播種、耘鋤、施肥、防蟲、收治等等事項。   　　但是由于《陳旉農書》是以水稻種植為主要內容，所以有關旱作技術的內容比較簡略，況且事屬初創，也難臻完善，其后《王禎農書》對于南方旱作技術又有了很大的補充。   　　【作者簡介及成書背景】   　　陳旉 籍貫不詳。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生；約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間(1149一1189年)卒。農學。   　　陳旉的名字，因所著《農書》而得以流傳后世。從《農書》的內容和序、跋中，可約略知道他在書寫成前后的活動，及其學術成就和思想狀況。   　　陳旉一生的主要活動時間，是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江南地區，從六朝起開發，經過隋、唐和五代時吳越、南唐的繼續經營，到北宋統一全國以后，由于自然條件優越，農業生產已經達到很高水平。江南“澤農”，和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旱農”，在生產上有很大不同。江南以高產水稻為主要作物，桑蠶為輔；黃河流域則以禾、麥為主要作物。此外，江南地區氣溫較高，無霜期較長，雨水較多，相對濕度較大，地下水位一般較高；加之，地形復雜，河流湖泊密布，港汊縱橫。   　　因此，黃河流域的農業經營方式不適用于江南，而宋以前的農書，全都是反映北方“旱農”生產情況的，江南需要有當地的農書。陳旉《農書》就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出現的。   　　陳旉農書內頁   　　陳旉《農書》完成于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這時他已74歲高齡。南宋王朝建都臨安(今杭州市)的最初幾年，乃至十幾年，黃河流域遷移到江南的大量各種非農業人口的生活所需，以及包括“歲幣”在內的一切政府開支，都只能出自農業和手工業生產。這樣，在短時期內就促使太湖流域的農業生產以歷史上少有的快速前進，蠶桑生產尤其空前地發展起來，有些農民寧可放棄種植水稻而種植桑樹。《農書》中提到“湖中安吉”的桑樹嫁接情況，可見該書所反映的，正是南宋初期長江下游太湖地區的農業生產情況。   　　陳旉《農書》自序的最后，署名為“西山隱居全真子陳旉”。“全真子”為道教徒之稱呼。據此，陳旉當為道教全真派的道徒。全真教是宋、元道教的大家，創教于“靖康”(北宋欽宗年號，1126—1127)以后。全真教提倡濟貧拔苦，先人后已，與物無私；并主張道、釋、儒三家合一。道徒多為“河北之士”，不尚符錄，不事燒煉，有少數人還從事抗金活動，大多則憑借耕囚鑿并自食其力，“不求聞達于諸侯”。   　　陳旉也是“平生讀書，不求仕進，所至即種藥治圃以自給。”由于陳旉在“西山”等處“躬耕”過，取得相當豐富的農業生產知識和實踐經驗，所寫《農書》不是“謄口空言”，他自信地說“是書也，非茍知之，蓋嘗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加之，陳旉寫《農書》為的是“有補于來世”。因此，其書有較強的實踐性，在生產中行之有效。   　　與陳旉《農書》第一次刊刻有密切關系的洪興祖，好古博學。對《易》尤深有研究。他做過廣德軍(今安徽廣德)和真州(今江蘇儀征)的地方官，對農業生產很重視。《農書》寫成后。陳旉親自送到真州去給洪興祖閱看，請他支持刊刻。   　　洪興祖很敬重陳旉，說他能貫穿出入于“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帝神農氏之學”，而且“下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對《農書》，洪興祖“讀之三復”，并將《儀真勸農文》附于其后，命人刊刻，在所轄地區廣為傳播。共同的志趣和愛好，把洪、陳二人結合了起來。所以，他們第一次見面就談得很投機。宋儒治經，重《易》、《春秋》、《禮記》。而又著重在《易》中尋究哲理。同時，宋儒常以自我為中心，敢于獨立思考，另立新說。陳旉受當時學術思潮影響，寫作《農書》時，從研究方法到編寫體例，都力求突破以往農書的框框。他認為后魏時的《齊民要術》和唐代的《四時纂要》等農書“迂疏不適用”。他不抄書，著重寫自己的心得體會，即使引用古書，也努力融會貫通在己的文章里。   　　陳旉《農書》是以種稻、養蠶為主的江南農學專著，也是私人著作的地區性農書的典型。由于其針對性較強，對水田地區農業生產有所禆益。在南宋，除洪興祖首次為之刊刻外，寧宗嘉定七年（1214），紹興余姚知事朱拔和高郵軍(今江蘇高郵)的汪綱，又將《農書》再次刊刻傳播。朱拔和汪綱都是新安(今河南新安？)人。明代以來，《農書》的刊本、抄本、單行本、合編本有多種。目前有《永樂大典》本、《四庫全書》本、《函海》本、《知不足齋叢書》本，以及與《蠶書》或《耕織圖詩》的合編本等。除舊有版本外，1956年中華書局曾根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過一次，首尾附件較完全。1965年農業出版社出版了萬國鼎的《陳旉農書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