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12月17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用思維控制無人機飛行？這一度像是科幻片中的幻想，但如今就快要成為現實了。藥物能幫助軍人忘記創傷性的經歷，或是在審問中讓對方產生信賴感、心甘情愿地招供。

　　為了減輕戰爭給軍人帶來的創傷，由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簡稱DARPA）出資的研究工作正在尋找各種可行方案，包括植入大腦芯片和“智能塵埃”等。由軍隊合約商發明的隱性微波束已經在美國的部分犯人身上進行了測試，這種微波束在擊中遠處的目標時，會使其產生灼燒感。上述技術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在神經科學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由軍方研究推動取得的神經科學突破，美國和歐盟政府都為這些項目提供了大力支持。

　　雖然我們對人腦還有許多不甚了解之處，但這些研究的確為神經科學的快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在我們為這些進展驚嘆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研究會引發嚴重的道德爭議。

　　在國防和戰爭中，神經科學究竟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這些問題需要從更廣闊的層面來解答，如科學和醫療界的專業技能與技術是如何影響國際關系的，其中尤以戰爭為甚。要想理解科學與戰爭的關系，生物倫理學家、記者與政策顧問通常會在“雙重用途”的框架下分析問題。

　　雖然科學的目的是改善人類生活，但在戰爭中，許多在和平時期使用的技術、以及用來增強人類能力的科技可能反而會對人類的能力造成損害和打擊。這就需要我們對科學和技術被誤用的可能性予以更多關注。

　　承認這一點，將有助于我們通過相關政策、如制定武器公約等，對上述情況進行約束。而這一框架的關鍵便是“武器化”（weaponization）。“雙重用途”概念提出，我們需要留意某種“和平”的科學技術是如何被運用在戰爭或國防工作中的。這一過程便是“神經科學的武器化”。

　　“雙重用途”框架和“武器化”概念或許能立即發揮一些潛在的實際效果，但它們是建立在對神經科學發展史的誤解之上的。上述框架和概念認為，戰爭與和平、軍用與民用之間存在鮮明的分界。但事實上，神經科學這一學科在軍用和民用機構中的發展可謂齊頭并進，內容相當。

　　現代神經科學是在二戰后確立的。和許多同時期發展起來的學科一樣（如物理、核醫學等），在軍方的資助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民事”機構、以及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這樣的“軍事”研究機構都對神經科學展開了研究。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的神經精神病學分部最先提出，研究人員應當對大腦解剖學和生理學予以和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相同程度的關注。

　　神經科學獲得的資金支持和發展過程都是以滿足戰爭和國防需要為目的的。而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現代戰爭、醫學與科學創新早已形成了互利共生的關系，早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美國的臨床神經學就曾插手干預過。

　　但我們不能說神經科學已經被“武器化”了，因為這就等于假定神經科學的發展過程沒有摻雜任何軍事元素，而這是不符合史實的。此外，“雙重用途”框架和“武器化”概念還假定，“有助”和“有害”之間存在天壤之別。

　　這些概念的運用者主要關注的是神經科學有害的一面，也就是會降低人類能力的一面。這無疑值得高度關注。例如，我們可能會利用神經藥物來打擊敵人的作戰能力，或是在審訊中降低對方的心理承受能力等。

　　但若將“有助”和“有害”截然分開，就等于忽略了許多技術是可以兩者兼顧的。DARPA出資贊助的人機交互接口研究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該技術能將人腦直接與機器相連，從而對機器進行遠程操控。這對于老兵和軍人來說是一件好事，可以幫他們用上更好的假肢。但同樣的技術（甚至是同樣的實驗產品）也能被用在戰爭中，如操控無人機等。

　　軍事醫療與戰后復原工作也是一個例證，人們認為該技術是利大于弊的。例如，該技術可用來診斷軍事環境中的（輕微）腦損傷，而在臨床條件下，這些技術也能對需要幫助的患者起到很大幫助。

　　但作為軍事醫療系統的一部分，這些療法的目標是幫助士兵在戰爭前準備就緒，或許還有助于重新雇傭老兵。士兵的健康（有助的一面）對于戰爭（有害的一面）而言至關重要，說明這兩個方面并不像“雙重用途”框架所假定的那樣涇渭分明。因此，我們不可能說神經科學已經被“軍事化”、或者“武器化”了。“雙重用途”框架沒有意識到，神經科學始終是戰爭與國防的重要組成部分，導致我們低估了政治任務與戰爭和科學這兩個領域之間的密切聯系。

　　從戰爭的角度來看，這使得我們無需再提出各種倫理問題。這些問題不僅與武器化有關，還關系到可能對人類有利的診斷和治療措施。而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也使我們無需質疑哪些研究得到了資金贊助和政府支持，或是質疑軍事強迫科學發展所付出的機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