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司馬遷大家也知道他最為人知道的就是寫了《史記》，但是其實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本書叫《竹書紀年》的，話說這個也是寫的關于歷史的，而且《竹書紀年》要早于《史記》很多年很多年的，那么有的要問了，那么這后來的《史記》和《竹書紀年》差別怎么就那么大呢?這背后到底有一些什么故事呢?下面就著這些問題我們一起來分析揭秘試試看吧!

《竹書紀年》的確是先于《史記》成冊，奈何在先秦時期便被湮滅，直至西晉才被重新發現，換句話說，真正面向大眾的發表會晚于《史記》。

《史記》應該屬于漢朝官方的史觀，而被發掘于戰國魏王墓的《竹書紀年》的身份屬于野史，說好聽點是有待考證，難聽點就是不予采納為正史。

主流和野史，當然是主流被供奉，野史被不屑。

理由很簡單，《竹書紀年》是一部很顛覆的史冊，堯舜禹湯的禪讓與德政都被徹底抹煞，幾乎用兩個字形容：厚黑。

儒家弟子們豈容這類的史觀來挑戰已由《史記》建立的史觀系統，很快就再次湮沒離散，直至宋代又一次被整理成冊。

奈何宋代的儒學更是對其視如異端學說。

這是《竹書紀年》的命運。

至于司馬遷編纂《史記》為何與《竹書紀年》大相徑庭，目前還未有塵埃落定的考證。

但據我個人認為：

第一，秦的焚書坑儒，之所以《竹書紀年》在西晉時代的戰國魏王墓被發現，也就是說存于世面的現有書籍，特別是這類的各諸侯國的官方書籍全被秦始皇掌控，尋常百姓和貴族并沒太多收藏，所以被集中大量毀掉是很容易的，因此在后世掘墓過程重新被發現屬于正常現象;

附：秦焚書應該是有的，統一嘛，話語權掌控很需要，特別是各國的史觀需要統一，書籍更是掌控話語權與解釋權的重要渠道，因此司馬遷在只能在眾多只能依賴背誦和默記待日后復原的學者那里獲得資料。

奈何這些學者理應會對厚黑二字重新修訂，甚至是舍棄。

第二，司馬遷的資料來源還有部分是來自民間演義;

呵呵，這一點就不需要過多說明了，所謂演義和史實是有出入的，特別是道統和反道統的劃分更是叫人有先入為主的觀感，并且有美化與粉飾的嫌疑。

一家之言，僅供交流。